这几天微博上关于奥派的讨论颇多，也让我想起了自己与奥派结缘的过往——2005年，我在家乡的一个论坛上结识了四五位朋友，其中一位女文青拍下了这张有纪念意义的合影，后来有了微信，我们便建了微信群，陆续加入了十多位群友，有教师、律师、药师、企业经营者，其中好几位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。这个名为“杯酒人生”的群，至今仍在，在本地小有名气。

作为群里年龄最大的人，我最初上论坛，只是为了给参与的合伙企业产品做广告，却意外发现了这群政经文哲皆通的论友，出于兴趣，我加入了他们的圈子。他们比我小十岁以上，对历史对经济都比较感兴趣，有几位理论水平是不错的，而我的知识面则是碎片化的，与他们的交流，让我获益良多。那时的他们，大多是奥派理论的信奉者，而奥派准确预测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，也让我对这套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论坛上的讨论不过瘾，我们便有了每周一次的晚餐聚会，边喝酒边聊，意犹未尽便再去吃夜宵继续畅谈，“杯酒人生”的群名，也正源于此。起初，我只看过几篇奥派的二手文章，对其理论懵懂无知，他们谈论的米赛斯、哈耶克，谈论的自由市场、自发秩序，我都不甚了了，难得能插上几句话。为了跟上他们的节奏，我有一段时间很少出现在论坛上，而是利用碎片化的时间，啃起了米赛斯、哈耶克的原著——《人的行为》《自由宪章》《致命的自负》《通向奴役之路》等等。或许是翻译的问题，这些著作全是欧式长句，刚开始读的时候极其不适应，甚至读到想吐。那时我在医院耳鼻喉科做临床医生，科室人手少，几乎每个节假日都要加班，精力和时间都十分有限，凭着一股毅力，学而时习之，慢慢领会了奥派的理论体系。

哈耶克关于平等、自由、法治以及经济体自发秩序的论述，确实十分深刻，也恰好契合了改革开放后简政放权、发展市场经济的大趋势。讨论也不止于奥派，还涵盖哲学、法律、诗歌、电影，他们几位也喜欢围棋。不知不觉，十多年过去了，这几年，特别是中美贸易战后，我开始反思奥派的观点，越来越感到这套源于西方的理论，无法解释中国持续数十年的经济奇迹。

西方经济学理论，包括奥派在内，往往忽视不同国家的制度背景与发展阶段，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视为不变的模式，试图用统一的框架套用于多样化的现实，所谓华盛顿共识。奥派强调市场的绝对自由，反对政府干预，可中国的经济增长路径，是典型的“生产超前型”，通过预先构建产业能力，带动消费升级和技术进步，这种模式，是奥派理论无法解读的。中美贸易战后，我的观念发生了更大的转变：市场经济其实十分脆弱，很容易受到外部势力的干涉和内部因素的影响，国家的力量，无论对内规范市场秩序、保障民生福祉，还是对外抵御风险、维护国家利益，都是不可或缺的。

奥派理论的局限，不仅在于无法适配中国实际，其自身也存在难以逾越的困境——它过于强调逻辑推演，忽视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，导致其始终难以成为主流，在广义的奥派内部，也存在诸多争议。比如米瑟斯的极端理性主义，受到了哈耶克本人的反思与修正。

我迁居杭州后，便很少再参加他们的聚会——一来是距离不便，更重要的原因是，我的几位群友，观点与我有所不同，再聚在一起喝酒畅谈，难免会因理念分歧而争执，倒不如少聚，留住那份曾经的情谊。即便如此，我依然十分感谢他们，是他们让我这个六十年代初出生的人，重新激发起对政治、经济、哲学、历史的兴趣，在我心中，他们始终是良师益友。

这几年，奥派学者在微博上日渐式微，许多曾经的奥派大佬纷纷销声匿迹，有的远赴国外；李子畅、连岳等在网上曾经活跃的奥派大家，也逐渐抛弃了奥派的观点。还有一些所谓的“学者型奥派”，也只是在公众号上写写文章，很少再在微博上直接参与辩论，而一些躲在时间胶囊里的老公知的陈词滥调，成了网络上的调侃的物料。曾经盛极一时的奥派和以奥派为底层逻辑的自由主义思潮，如今早已没了往日的热度。

与奥派结缘、信奉、反思的历程，给我的体会是：任何理论都不能脱离现实，不能生搬硬套。西方的自由主义、奥派理论，或许有其合理的成分，或许能解释部分或者某一时间段西方的发展现象，但放到中国的土地上，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，经过实践的检验与修正。五六十年代的那代人，大多浸润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滋养，对国家发展的底层逻辑有一定的认知；改开后，接触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等理论，历经数十年的观察与沉淀，在否定之否定的思辨中，最终回归到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。互联网平台上，越来越多的思考者已重新审视并回归中国的“基本盘”——即对党和国家的认同，特别是对教员的缅怀与思想回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