政府的政治决策，一方面要听专家的，另一方面也要兼顾民意，无论在民主政体还是独裁政体，都要兼顾两方面的考虑。如果这个病毒不是人传人，传染没这么隐蔽传染性没这么强，这个病毒导致的死亡率也不算高，起码比SARS禽流感低。病毒的传染特性都是后来不断认识的，当初很牛逼的专家也没说人传人啊。武汉政府一方面按照乙类的传染病来防范，一方面做好安抚工作，百步亭的万家宴虽然有点过份，也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，结果可能和上海的甲流和有些地方的禽流感半公开的防控一样，做到了不引起过渡恐慌又能控制传染。

问题是这个病毒不仅是人传人，而且传染性这么隐蔽这么高，这是始料未及的。最后的封城，显得很仓促。可以想象武汉当时的状态，医院爆满瘫痪，各种生活必需品的群集抢购，人们的恐慌压力，都在加快病毒的传播。不久前的武汉就像个病毒大熔炉。而医疗用品的抢购，导致医院口罩防护服装短缺，大批医护人员因为防护用品等不足，人员长期疲劳工作导致抵抗力下降，成了被感染者和和病毒传播者。这是非常痛心的。

很难评判封城带来的利弊。如果病毒的传染性没这么高，没这么严隐蔽。那么这种乙类传染病，防疫一级响应，我想已经足够，用不着武汉现在那样物理封城。很不幸，这次病毒的传染性和隐蔽性在大部分人包括专家的意料之外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让一个1000万人的城市锁定，史无前例，也很难做到，何况500万人已经逃离武汉，这个时候封城已为时太晚。因为准备不足，封城引起了极大的混乱恐慌和医疗资源的不足，整个武汉成了病毒的培养基。一些在武汉得不到医疗诊治的病人或害怕被感染的健康人逃离武汉，因为害怕被抓遣返，往往采用潜逃方式。这种方式逃离武汉的人员，增加了各地政府部门的排查难度，也导致了全国对武汉的地域歧视。其他省份也纷纷采取了封锁道路到处设卡查湖北武汉人。后来发展到把自己小区，村里的人封闭起来。这种全国性的当地政府和民间的过度反应，除了病毒本身的高度传染性，和武汉封城带来的震撼和疫区人员的潜逃有关，并最终导致全国性的经济停摆。

虽然是防疫特殊时期，但各地出现了一些粗暴的也不符合防疫常识的措施，比如用锁用封条封门隔离来自疫区甚至非疫区的外地人。封锁高速公路出口，不让外地人下，用无人机追逐在空旷田野上行走的老人。对不戴口罩的人员，无论是在空地，还是一时忘了，有的在劝解过程中过度使用暴力，有个女子并没 有暴力抗拒就被执勤人员反架双臂，脸朝下，直接压在地上。其实在空旷的人员不多的地方，戴口罩并没有法规，也不符合疾控常识，都是各自为政的层层加码，可见，非常时期对法治的破坏，对人性的摧残是很严重的。

目前为止病毒已扩散到全世界20多个国家，各个国家采取的措施，都不尽相同。美国2009的流感爆发，在传染病控制上是失败的。虽然做到了早发现早隔离，但因为病毒的传染性太强，扩散太快，感染美国总人口的20%。这个病毒和新冠病毒一样导致的死亡率不高。对美国政府来说，这次防疫该做的按照程序做了，就要考虑疫情带来的次生灾害了。面对疫情，中国政府和人民，也不要只算政治账，更不要有人定胜天的想法，这次的新冠病毒，有可能像以前的流感一样会和人类共生。今后符合疾控常规的常态化管理才是根本。社会的稳定有赖于经济的发展，卫生防疫的问题，最终也是要靠经济的发展才能解决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