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7年，北平。这是李大钊人生最后的照片，此时他的眼镜已被踩得稀烂，落在脚下。致敬守常先生！李大钊先生的遗言掷地有声：“尽管今天你们杀害了我，但这并不能摧毁伟大的共产主义！我们已经培养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人。”

我们的开国领袖毛泽东，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了至少15位亲人，其中包括七个直系亲人，毛岸英便是其中之一。

这些革命前辈为了理想，不惜抛头颅、洒热血，这足以证明我们中国共产党有着真正的信仰体系。信仰关乎人的归属感、安全感、生命意义，关乎人生方向，关乎人的灵魂。

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中有一句话这样表述：“中国共产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，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。”

我爸的表叔朱慕萍也是这样一位践行者。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入党，因在上海参加游行，被上海租界巡捕房作为共产党嫌疑犯，先后两次逮捕入狱。刑满释放时，上海的党组织已经瘫痪，他被迫回到江苏老家。回老家后，他北上找到党组织，经组织审定后重新加入共产党。在淮安涟水革命老区的抗日抗顽斗争中，他身先士卒，拔钉子、除内奸，反扫荡，对淮安涟水革命老区的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，最后牺牲在渡江战役前夕。

我爸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二、五次战役。万幸的是，他只受了点冻伤，他称自己命大，“枪林弹雨打不到我”，这其实只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。在淮海战役中，一个名叫徐慎富的战士是我爸的小学同班同学，正好从卫生队调到警卫连换我爸的班，不幸战伤致残。在五次战役中，因为美军拥有制空权，我爸带着新战士躲敌机机枪大炮，不断地跳弹坑，也是非常危险的。

我爸曾说，有没有坚定的信念和理想，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，有没有听过枪声，一旦上战场，感受和表现就是不一样。

在革命战争时期，除了来自敌人的残酷打击以外，还有来自组织内部的种种严苛和磨难，比如延安整风运动。这也可以理解，因为敌人太强大，一个小小的失误，或者出了一个叛徒，打进了一个间谍，我们的革命就可能前功尽弃，又何谈承担起救国的重任，成为中国革命的引领者呢？现在的中国形势也很复杂，看看微博、自媒体，各种论调都有。实体和虚拟的间谍不会少，更多的是带有方向性的团建。国外的平台现在也是受控制的，开放当然可以活跃讨论气氛，但我只是提醒一点，不要像黎巴嫩、伊朗那样被以色列、美国渗透成筛子，两国的领导人被精准斩首像珍珠趴。有没有用？我不知道。在这百年变局中，台湾回归、中美交恶，在复杂和危险的国内国际环境中，我们必须重塑铁的纪律，宁枉勿纵，绝不允许漏网之鱼，即使有所代价也在所不惜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打造出生存力、组织力、战斗力极强的党和军队。

我看过介绍曾志回忆录的文章。曾志是一位元老级的中共老干部，在延安整风运动中，她被关押了一年多，耳闻目睹战友被折磨得自杀、精神失常、遍体鳞伤等等。尽管有许多不解，但她对党的信念和理想从来没有怀疑过。我南京的大姐夫的爸爸原来是山东副省长，我听过姐夫对他爸爸的回忆录音。他爸爸在文革中受冲击很大，一边接受批判，一边工作。委屈吗？他们当然委屈，不理解，但工作没放弃。受到冲击的老干部实际上比知识分子多很多，但老干部在八、九十年代的公知潮中很少。所谓“河殇派”公知，在打开国门后，被西方文明彻底驯服，至今长跪不起，整天唠唠叨叨，唧唧歪歪，几十年了，还在刻舟求剑，看不到新中国的成长和成就，或者看到了巨大的成就，却转不过弯了。我觉得这些人可以去国外定居，现在可去的国家很多啊，就不要挑三拣四了，换个地方也许能调整心情，起码对身体有好处。哦，是的，还有一条，可以造反，敢不敢呢？不敢就别唠叨了，省得别人也心烦。这是为你好，在非常时期也要注意自我保护啊。

共产党员，我说的是久经考验的那一批老共产党员，一群无神论者能做到对党的绝对忠诚，历经磨难，包括生活上的，包括解放前的、解放后的，无怨无悔，毫不动摇对于信念的执着。这种虔诚，只有追求彼岸价值的希伯来精神才能相比。很多老干部在回忆中都提到，解放后，起码外部强大的敌人没有了，是不是可以思想上放松一下了，或者说可以专心致志搞经济了。第一、二个五年计划是恢复性的，完成得还是可以的，当然都是按照苏式计划经济搞的。但毛泽东主席对农业工作还是很不满意，说农业集体化、规模化的步子迈得太小。对文化部、教育部、卫生部的工作也很不满意，意思就是说它们为少数城市老爷服务。毛主席最忌讳的是苏式计划经济这套体制僵化、官僚，容易引发特权腐败阶层，这不就是搞复辟，让人民受二茬苦吗？毛主席发动了几次社会革命，致力于消除“三大差别”，包括政治上的、经济上的都有，比如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、“大跃进”、人民公社，也包括动荡十年的文化大革命。这一系列运动实际上是一种政策的调整，运动过头的地方肯定有的，而且搞过头的也是那些搞苏式计划经济的人比较多，比如搞人人过关。我爸也被派人去老家调查政治清白，当然我爸家是红色之家，无可挑剔。建国时期5亿人口到文革结束时的8亿人口，八亿人都要搞生产关系调整，不斗争能行吗？中国的工业化不可能从殖民地上崛起，只能依靠农业的集体化，形成剪刀差，从农业中获得资源来支持工业化。几个老牌工业化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不斗争吗？那是斗争了几百年。了解一下贩奴抢劫财富的殖民史，那才叫尸山血海。美国的南北战争也是焦土政策。所以呢，没有完整产业链工业化的小国，就不要唧唧歪歪了，随时会被卡脖子，分点残羹就不错了。拥有完整工业产业链的只有中国一家，欧美共用一条。每个国家的工业化都是需要代价的，中国工业化的代价是最小的。

毛泽东主席的意思也是很明确的，我们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的，不是为城市官老爷服务的。文革后期提到的反对资产阶级法权，就是为了防止特权化。更重要的一点，他是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来警示权贵，不得僭越人民主权。有人认为毛泽东发动的几次社会革命都是失败的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。文革当然有问题，但用以点带面的方法全盘否定，说穿了就是要否定前30年，虚无化前30年，割裂共和国的历史，最终否定毛泽东。有些人喜欢拿西方文明来说事，如果你们理解不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之路，就把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毛的“人民”信仰，比作孕育西方文明的两希精神中的希伯来精神。当然，我认为希伯来精神里的犹太教反智主义、愚昧和魔法主义的迷信，还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比不了马列毛的思想的。

信仰的表达常会用到否定式。中国人民大学刘建军教授在公开课中也是先用三个否定式来回答“人民”信仰是什么：不是宗教信仰，人民是人不是神；不是个人迷信，人民不是个别人；不是偶像崇拜，人民具有抽象性，具有科学基础，人民创造了历史。用毛泽东的话说：人民是“上帝”。

昨天，我带着父母参加了我原工作单位的离退休职工茶话会。茶话会氛围很好，看到了许多比我年龄大的老同事也来参会，他们是共和国建国后前30年医疗卫生工作伟大成就的见证人。建国后前30年的医疗卫生工作，特别是基本医疗服务和妇婴工作，长年在基层为老百姓服务，效果是立竿见影的。农村的婴儿死亡率从三分之一降到了3.7%，人均寿命从1965年的43岁跃升到1980年的66.4岁。中国的“普惠”医疗，远超同期的经济发展。在地方病、传染病的防治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绩。在一代伟人的领导下，在全国民众的奋力拼搏下，当年中央确定七年消灭血吸虫病的目标仅用三年就剿灭了“蛊害”、送走了“瘟神”，有效地控制了血吸虫病。感到骄傲的是，我妈正是一位妇婴工作者，新中国第一批卫校毕业的助产士；我爸也是因为海宁是血吸虫病的重灾区，从嘉兴人民政府卫生院调到海宁参加海宁血防工作的。

大会快结束时，我从会场后面的座位上走到前面我父母的圆桌上，医院党委书记陈水芳也在边上。我和陈书记简短交流了近十分钟，涉及信仰和建国后前30年的问题等。

“学习强国”上有介绍陈书记的文章。在文中，陈书记动情地说：“我是农民的儿子。1990年5月22号入党，党龄35年，我深以为荣。”从院外到对口支援，从义诊病人到家访，他走过的千山万水，一些故事堪称传奇。工作后，他获得的各种荣誉也是证明。2019年，他获“浙大好医生”称号，并获15万奖金，奖金全部捐给青海海西。30多年的从医经历，陈书记从没有忘记在他儿时许下的愿望：要做一个好医生。

感慨系之。当今个人主义价值观、消费主义盛行，有理想、有信仰，并为信仰践行的共产党员不多，陈书记甚为难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