抗美援朝后期，中国和美国进行朝鲜停战谈判后，二十军领导人设想回国后，仍旧驻防苏州地区。因此，把驻扎在山东兖州五千多人的教导团，调往苏南。我们于 1952 年 10 月 3 号晚上，从兖州上火车，4 号到达昆山，我住进治疗三所。在这里，第二次赴朝慰问团前来慰问并发放纪念品。不久，组织上为我颁发了朝鲜政府军功勋章。
随后，中央军委命令二十军回国进驻浙江省宁波市，军部命令教导团迁往上海马陆镇，等待二十军抵达宁波。1952 年 12 月 19 日，我们步行到吴淞港，下午登上登陆舰，第二天早上到达宁波。1953 年 1 月 22 日，教导团结束任务，划归军后勤处等待分配。因眼角结膜水肿伴斜视，我又入住宁波西门野战五院，医院医师曾送我到上海长海医院进行专科检查。春节期间，二十军领导来到五院慰问。到 3 月 12 号，野战五院将我等五人转送到常州野战一院疗养。我们从宁波乘坐民主四号大轮船到上海，再坐火车到常州。野战一院的住房是日本建造的军营，病房都是大房间，进门两边是高炕统铺。在常州期间，我二哥闵际薄专程来看望我，并拍照留念。常州的南下干部大多是淮安地区人，市委书记王小楼和我母亲王雨清相识，他们都出生在涟西大王庄。我参军时，跨河区的带队干部夜里带领我们穿过封锁线，到达驻扎在滨海县的一〇五团，带队干部左介于后来也南下到了常州地区。
我康复后，于 1953 年 5 月 18 日回到宁波，住在江北军部招待所，随即前往军部干部部，要求到团队工作。但因部队已完成整编，无处安排，我便临时到军部门诊部体检处工作。7 月，我转到军后勤处干部一队等待转业。然而，干部一队全体干部都转业了，却只留下我一人，我先被安排到后勤处医务处。10 月，又被派到士兵复员三大队医务室工作。三大队士兵送走后，11 月我再次被调到士兵复员二大队从事医务工作。到 1954 年 1 月，二大队士兵全部复员完毕，我回到医务处。由于不想继续做这份临时工作，我便住进军部招待所，再次去找军部干部部，要求到团队工作，同时表示如果无法实现，我也愿意转业到地方。1954 年 3 月 1 日，我被派到后勤处新成立的干部中队医务室工作，住在宁波市中心区，干部中队队部正对着宁波天然舞台大门，相距只有几公尺。
中国赴朝第三次慰问团和二十军在天然舞台举行慰问大会，我们还观看了京剧名演员陈燕秋的演出。我们的陆队长与天然舞台的女演员相识，并喜结良缘。直到 1954 年 8 月，军部干部部决定我和干部中队的十个医务干部一同转业到浙江。8 月 16 日，我们乘坐汽车到达杭州，入住军人招待所，并前往浙江省卫生厅报到。17 日，卫生厅人事干部到招待所进行工作分配，我被分配到绍兴。而分配到嘉兴的四人中，有一人老家在绍兴，希望能调到绍兴；我是江苏人，想去嘉兴。我们两人申请对调，获得了省卫生厅的同意。18 日，我们四人乘坐火车到达嘉兴，前往东栅镇嘉兴县人民政府人事科报到。第二天，女菊科长告诉我，我将到人民医院任副院长，属于副区级干部。医院当时还在嘉兴县大镇新塍镇，我前去报到，医院约有三十人，分设内、外、妇产三大科室，病人较多。但医院当时已在筹备搬迁到嘉兴市南大营。南大营院内有五幢平房，靠近大门的是门诊部，西边是病房，东边是后勤食堂，北面是办公室和会议室，西边办公室后边是我的住室，会议室东边办公室是嘉兴县血吸虫病防治站。卫生院门诊病人较少，主要服务对象是机关事业单位职工，病房主要收治晚期血吸虫病人，这些病人大多面黄肌瘦、皮包骨头，伴有脾大腹水症状。妇幼保健组主要面向农村，致力于改造旧接生婆，培训年轻接生员，普及新法接生。环境卫生组主要在农村推进露天粪缸清理、露天厕所改造工作，逐步建设卫生厕所，改善农村卫生环境。
右下照片，此处是卫生院门诊部前围墙大门，大门前是军训操场，比足球场还大，南边是一条公路，过了公路就是南湖了。
中间是我战友高宝山分配在卫生科工作。
新中国实行义务兵役制的第一年，我参加了体检工作组。
血吸虫病在我们家乡原本没有，直到上海解放后，二十军驻扎在上海郊区和苏南，准备解放台湾，连队天天在水上训练。天热时水上训练更多，连队战士突然大量暴发急性血吸虫病患者。组织上决定从上海抽调多个医疗队，到嘉定县、太仓县设立简易病房，收治各地送来的血吸虫病人。
当我抗美援朝回国后，转业到嘉兴县卫生院工作。当时卫生院仅有三十人，而血吸虫病防治站有一百多人，各区都派出防治组，训练青年查螺人员，查清钉螺分布情况，发动群众开展大规模灭螺运动。当时全国有近二千万血吸虫病患者需要治疗，嘉兴地区是血吸虫病重灾区。嘉兴专员公署果断决定，将康复四院、嘉兴市一院、嘉兴县卫生院、三院合并，成立嘉兴地区血吸虫病防治院。人员增多后也进行了适当调整，康复四院的两位老红军领导，被调到卫生厅当处长；市一院副院长也有被调到兄弟医院的。我则调到了海宁县卫生院，原康复四院先后有八名医护人员调来海宁县，其中五人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离休干部。我于 1956 年 8 月 18 日调到海宁县卫生院，此后一直留在人民医院工作。
六月十八日，我到海宁县人事科报到，随即转去海宁县人民政府卫生院。
我到卫生院报到时，院长办公室仅有业务股长陈德闻医师。而胡守正院长早已脱岗，前往海宁县卫生系统审干肃反办公室工作。六月底，胡守正升任院长，未到院办公室办公，医院也没有专属办公桌。就这样，医院工作的担子落到了我肩上。下面，我来讲几个小故事。
刚解放时，医疗资源极度匮乏。为解决海宁人民 “看病有医” 的问题，1949 年 5 月，解放军 206 团军代表史无双接管了海宁县伪卫生院，当时全院仅有 12 人，远不能满足群众就医需求。中共海宁县委和政府高度重视，千方百计扩充医务人员：
首先抽调盐官外科医师裘竞成进修培养，同时开设病房和手术室，逐步开展医疗业务；
随后将内科医师陈德闻调至卫生院担任业务股长，多次组织培训初中级医务人员，壮大海宁卫生队伍；
1954 年 10 月，县领导决定将血吸虫病防治站治疗组医护人员并入卫生院，建立专科病床。随队调入的徐希明医生带来显微镜，卫生院正式建立化验室，显著提升了诊断水平；
1957 年 5 月，县工人保健站并入卫生院，黄萍医师以儿科诊疗为主，深受患者家属欢迎；
1958 年 3 月，县妇保所并入卫生院，加强了妇产科门诊力量，并增设产房和病房；
1956 年 3 月，招聘周王庙针灸名医郁宝金，设立门诊针灸科；
1958 年 8 月，又招聘长安镇名中医曹仲道，建立门诊中医科。
解放军转业军医成为人民医院的骨干力量。海宁县委和政府为加强医院管理，首次选派军转干部担任医院领导，此后又多次调派军转医务干部充实管理队伍：
我于 1956 年 8 月调至海宁，随后原康复四院 8 名医护干部陆续调入，此时医院军转干部已达 10 余人；
1958 年 8 月，我从解放军驻硖训练团挑选 8 人调入医院，至此军转医务干部已达 20 多人，从院长办公室到各大科室均有分布；
至 1958 年，医院总人数达 68 人，当年下半年开工建设 4 幢新医院用房，编制床位 92 张，全院设有 11 个科室，医院初具规模，初步缓解了海宁人民看病难的问题。
这一切，皆得益于海宁党委的重视。感谢共产党！
这次会议历时半月，内容丰富，涉及诸多国家重要大事。具体如下：
- 1957 年 4 月 19 日，省委宣传部作《目前形势报告》。
- 1957 年 4 月 21 日，省委宣传部传达《中央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报告的提示》。
- 1957 年 4 月 24 日，国务院周总理作《关于人民内部问题若干解答》。
- 1957 年 4 月 25 日，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来杭访问，周总理接待。我们参会人员集中在西湖饭店前，热烈欢迎。
- 1957 年 4 月 26 日，省委宣传部杨部长作有关文教卫生事业报告。
- 1957 年 4 月 27 日，省卫生厅陈厅长作 1956 年工作总结报告。
- 1957 年 4 月 27 日 ，省卫生厅蓝厅长传达中央会议精神。
- 1957 年 4 月 27 日下午，省委江华书记作大会总结报告。
- 1957 年 4 月 28 日，省卫生厅蓝厅长作贯彻中医政策报告。
- 1957 年 5 月 2 日，省政府杨副省长作《在新的形势下我们的卫生工作报告》。
- 1957 年 5 月 3 日，省卫生厅蓝厅长作会议总结报告。
1957 年 5 月 4 日，大会全部结束，中午返回海宁。
1949 年 5 月，海宁县和平解放，同年 7 月，解放军 206 团接管了县伪卫生院。当时，卫生院仅有 12 名职工，医用房屋十多间，规模小、人员少，远远不能满足海宁人民的看病需求。为加强对卫生院的领导、推动医院发展，1952 年 7 月，海宁县政府派遣军转干部到卫生院主持工作。
医学院校分配到卫生院的人员极少，平均每年约 1 人，而转业军医在短短几年内就有 20 多人来到这里，他们成为了医院的主力军。海宁县委十分重视医院发展，为壮大医院医务力量，先后将县血吸虫病防治站血防治疗组、工人保健站并入医院，还特聘名中医开设门诊。到 1958 年，医院职工已达 68 人。同时，县委也关注医院业务用房建设，1955 年，县财政拨款在医院对面新建手术室和病房，但门诊及住院用房依然无法满足海宁人民的就医需求。省卫生厅了解情况后高度重视，李厅长也格外关心家乡医院建设，于 1958 年拨款 5 万元，计划扩建海宁县人民医院。
1958 年 6 月，省卫生厅的工程师来到医院。我带领工程师查看了门诊部和住院部，当时医院周边环境三面紧邻居民房，东面是宽阔的赵家河。受环境限制，根本无法实施扩建工程，我们由此萌生了将扩建改为迁建的想法，这意味着医院需要进行一次大搬迁。随后，我和工程师一同去选址。他认为靠山的地方空气好，于是我带他到东山，大庙周边场地宽广，闲置的大庙还可改作食堂，但这里位置偏僻，交通极为不便；我们又前往西山南坡，南坡既有居民住宅，又邻近老一中，山边的河南是酿造厂，常有臭水外流。再往南，东面是小学，西至海昌路，北靠长埭路，南抵水月亭路，中间一片空旷，没有居民居住，全是农田，这样的地块对医院长远发展极为有利，而且交通十分便利 —— 北有火车站，南近轮船码头，南北两边都有市河连通人民路。当时，不少农民选择用小船送病人就医，这样的地理位置方便船只进出。工程师听了我的介绍后，十分赞同我的建议。最终，我选择人民路西中间区块提交征地报告，这一区域更有利于医院的长远发展。7 月，医院开始进行设计和备料工作，8 月便动工新建。
医院从扩建改为迁建，决策果断、行动迅速，新址的选择极具远见，为医院此后近十次的扩建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。这是我工作中颇为满意的一件事。
浙江省领导对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医务干部十分重视，医科大学专门设置调干班级，用以培养医务老干部，海宁县分配到一个名额。县委宣传部将我的名字上报到医科大学，然而医科大学发放入学统考通知书时，误把我的名字发到宁海县委宣传部，却把宁海县医院屠根生的名字发到海宁县委宣传部。医科大学发现发错后，又通知我和屠根生前往学校参加考试，因此我和屠根生入学时间比其他同学迟了几天。
我于 1958 年 9 月 20 日到浙江医科大学报到入学，被编入医疗系六一专六班学习，归基础部领导。我们调干生的工资由医大统一发放，学校领导对我们非常重视和关心，均选派优秀教师授课和带教。我能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，全得益于党组织的关怀。回想参军入伍时，历经枪林弹雨、九死一生，未曾想能进入最高学府深造，感谢党组织的悉心安排。我唯有认真刻苦学习，完成各项学习任务，才能报答党组织的关怀。
1959 年 11 月，基础部布置各班开展标兵评比活动，我被六班评为标兵，照片和宣传委员撰写的资料一同上墙展示。1961 年 1 月，我荣获 “三好学生” 奖状。这一年，国家经济困难，学校进行大规模精简，六一专七个班改编为六个班，有几位同学因学习难度过大，被退回原单位。同时，六个班的支部和班长进行全面改选，我被六班党员推选为支部书记。
我们六一专六班共有三十名学生，其中党员二十八名，团员二名（后期又发展一名党员）。同学们均是来自各地单位的医务干部，在这三十位同学中，杭州地区的占一半。其中，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两名，儿童医院一名，医科大学本部保健科一名，杭州市卫生单位的同学人数较多，也有来自陆军医院的。其余同学分别来自宁波、嘉兴、湖州、绍兴、舟山、台州、温州等地，最远的是来自北京卫生部保健司的女医生。年龄最大的同学将近四十岁，是三八式老干部，他刻苦学习，课余时间总是在看书，深受同学们敬佩。我能为同学们做点事也感到很高兴。大家共同认真努力学习，出色地完成了学习任务，顺利拿到毕业证书，回到各自单位后，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，以此报答党组织的关怀。
我们六班有六位党员参加党代表大会
1964 年，中共中央决定开展社会主义教育（简称 “四清运动”）。海宁县委组建了以县委书记、副书记、县长为领导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，抽调县各单位领导、干部以及各乡镇书记、乡镇长等二百余人参与。组织部部长决定从人民医院抽调一名医师和一名护士，从防疫站抽调一名医士，组建社教队医务室。刘部长与医院胡院长商议后，决定抽调一位根红苗正，且由海宁党组织保送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的男医师。然而，当胡院长告知该男医师时，却遭到拒绝，男医师称自己有病无法前往。无奈之下，胡院长又前往县委组织部找刘部长，并在组织部楼梯上等待答复。刘部长和胡院长再次商议后，决定改调近年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、年轻且身体好的女医师到社教队。可当胡院长告知女医师时，又遭遇拒绝，女医师表示：“共产党员不去，我也不去。” 部长和院长很少遇到这样的情况。胡院长回院后告诉我，刘部长点名让我去。我入党多年，始终秉持听党话、跟党走的原则，党组织叫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于是，我收拾好行囊前去报到，随后前往萧山开展社教工作。
上半年，我们到了桃北乡，这基本上是一个纯农村小乡。海宁社教队队部设在乡政府南面一里多路的村庄，队部有四十余人（包括越剧团、皮影剧团、评弹团人员），我们医务室则设在一户农户家里。当时，队员们很少前来看病。不到一个月，之前人民医院那位男医师背着行囊主动到队部报到。刘部长来到医务室，询问我是否要让他回去，我说：“我们三人足够了。”
这是刘部长拿照相机和王书记专到医务室拍照留念
1965 年下半年，海宁社教队转移至萧山海边新湾乡，队部驻扎在一处院子里。 王书记、宋县长与常委开完会后，众人合影留念。王书记看到我站在医务室门前，便叫我过去一起拍了一张照片留念。
左边郑院长，中间付院长，全国重点县医院会议会议结束去盐官观潮留影。
大肠癌科研协作中，浙医二院是领头单位。坐在我前面的是浙医二院外科章主任，他是外科专家，被誉为浙江 “第一把刀”，也是我毕业实习时亲自带我上手术台的好老师。
在海宁县开展大肠癌普查前，县委宣传部于部长召开卫生局、人民医院领导小型会议，听取相关汇报。得知解放军 117 医院将派出以办公室刘主任和外科余主任为领导的医护普查组，前来支援海宁普查工作，于部长指派我到袁花负责接待。我们先到谈桥，之后到袁花镇开展普查工作。期间，117 医院医务科宋科长来到袁花看望他们的普查组，宋科长是我医科大学的同班同学。不久后，浙医二院外科章主任也专程来到袁花看望普查组。袁花镇党委沈书记设宴招待了章主任和普查组全体成员，大家欢聚一堂，气氛融洽。
医务科长会议结束后，郑院长让我带队开展相互参观学习。我们前往广州从化县人民医院、广西贵县人民医院、成都什邡人民医院参观学习，每到一处都有当地医务科长带路，行程一路顺利，平安结束。
第二次带队外出取经。1980 年 10 月的一天，郑院长对我说：“别的医院都来我们医院参观，我们是不是也该到其他医院参观学习一下？” 我说：“好，正好取长补短。” 郑院长说：“那就由你带队吧。” 第二天，我便带领医务科长谈家斌、药房药师姚阶平、统计室倪婷玉一同出发。我们先直奔温州医院，接着北上前往台州医院，最后到绍兴医院参观取经。返程途中，我们四人经过讨论，一致认为台州医院的管理和制度较为完善。回到医院后，大家都在各自岗位上积极发挥作用。
我在这次参观学习中也收获满满。台州医院的老院长是我在医科大学学习时班里年龄最大、学习最刻苦的三八式老干部，他们送给我一本台州医院工作手册。我向郑院长简要汇报完参观学习情况后，将这本工作手册递给郑院长。他如获珍宝，深受启发，当即表示：“我们也编写一本。” 说干就干，我们当天就腾出一间办公室，搬来两张办公桌和两把椅子，第二天便调来了徐学仁医师和蒋跃坤医师，开始编写《县医院质量管理标准》上下两册。在编写过程中，医院管理水平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。由于有参考手册作为基础，再加上徐医师是从贵阳教学医院调来，蒋医师是从杭州卫生学校调来，两人都具备编写高水平资料的能力，因此最终完成的《县医院质量管理标准》具有较高水准。
沈鹏院长召开离退休党员党日活动
医院周书记带领陆同志柏同志來採訪
卫生局铁局长、医院吴院长來慰问。
海宁市卫生局、老干部局、人民医院领导前往慰问，并发放 “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” 纪念章。
老干部局讀书会
1998 年，卫生系统参加老干部局读书会的干部人数达到历年之最，参与拍照的人我都认识。而 2024 年参会拍照的人，我却一个都不认识了。人生世事无常，唯有顺其自然，知足常乐，轻轻松松度过余年。闵际涵2025/05
我父亲闵克寛是江苏淮安涟水城西闵庄人，闵庄的始迁祖闵启鼎，是江苏省连云港海州区板浦人。清朝顺治年间，闵启鼎在苏北一带做盐生意，积累了一定财富后，南下淮安开设当铺。因身处乱世，他觉得当铺经营风险较大，于顺治十八年，用当铺资产换取了涟西两千亩土地，在此安家。主房建成古式砖木结构的高大瓦房，在我记事时，它是周边最高的建筑，室内装修也颇为讲究。地面铺设着一尺见方的灰色方砖，厢房隔板由小面盆粗细的顶梁柱固定，每根柱子底座都设有鼓型石墩防潮。隔板和顶梁柱皆漆成粟红色，中堂两扇大门兼具防火防盗功能，门板外侧包裹着不锈钢铁皮，表面有斜型线条方格，每个十字交叉点都用不锈钢钉固定。大门下方的长型石磴与门槛相连，上门耳由长方形石头制成，下门槛高一尺且可活动，大门打开时能抬起移开，方便农用车驶入室内。中堂后方设有三节供柜，上面摆放着一尺多高的香炉，柜前放置八仙桌，两边配有厚重的柴红色双人长椅，东房间摆放着雕花大床。
我父亲闵克寛读师范学校时改名闵坦。毕业后的民国时期，他在道明乡、陈师镇、朱楼等地的民办学校任教。日军侵占苏北县城后，父亲回到跨河乡家中，在本乡继续任教。跨河乡是共产党控制的游击区，从未被日伪政权管制过。1941 年，当地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，学校归人民政府领导管理，父亲随即参加革命工作，直至离休。在 “文化大革命” 期间，我既没被批斗，也未受到冲击。这是由于我在特殊年代、特殊形势下，通过特殊手续入团入党：比如入团时，学校里一位闵姓同学问我是否想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，我表示想，他就让我交了三个铜板的团费。当时既没开会宣布，我也不知道学校还有哪些同学是团员，更不清楚谁是团干部，一切都是单线联系。直到确定参军时，村里的带队干部到我家，学校团干部才把我的组织介绍信交给带队的村干部 —— 至此，我才知道他是团干部，父母也才知道我是团员。我的入党是中共跨河区委特批的。此前，一位副局长曾带队组成调查组，前往四省及解放军十多个单位调查我。调查结束后没透露具体内容，医院工宣队的一个年轻人见到我时，只说了五个字：“都是大家伙。” 的确，我的姐夫是南京军区下辖陆军师的政委，妹夫是广东空军师的政委。调查组曾把我带到杭州军管会，那里有父亲的老战友，安排士兵开军用汽车，和我们一起前往乔司的老首长处 —— 两位陪同的现役军官，都已是团职或师职干部。
卫生局副局长、人民医院造反派与医院工宣队组成的调查组曾到涟水县调查我。一次，我路过人民路唐桥段时，副局长在社区门诊部坐诊，看到我后将我叫进去说：“我们到涟水县后，县、区、乡、村各级干部，以及涟水南下至常州的所有干部，都认识你父亲，都知道你家既是烈属也是军属，你父亲是涟水的名人。调查小组还在你家吃过饭。”
我父亲确实是个好人。有一次学校开学，一名成绩优异的学生没来报到上课。放学后，父亲便去家访。学生说家里没钱交学费，父亲当即说：“学费给你免了，你只管来读书。” 后来，这名学生考入清华大学，毕业后投身教育战线，后来成为涟水县人大主任。在父亲九十高龄、身体虚弱的危险期，我回老家探望时，县人大主任还专程开专车行驶三十里到我家看望。父亲去世下葬时，县人大主任又开车前来，送父亲最后一程。
这是我父亲于 1990 年 8 月 8 日写的《鞭打芦花衣》，并邮寄给了我。
我母亲王雨清是个勤劳能干的人。父亲教书期间，家里事务的重担全由她承担 —— 四十多亩地虽长期雇农工帮忙，但农事的安排与管理都要她亲自操持。拆房、建房、大搬家这类繁杂事务，她也得全盘张罗。子女多，管教任务重，她实在太过辛劳。
母亲擅长裁剪衣服、剪花绣花。过去女子都穿花鞋，年轻媳妇和大姑娘常来请她裁剪衣服、剪鞋样、剪鞋花。别人家办喜事，有的会请她去当总管，负责指挥采购酒席食材、指导加工事宜，有时还会让她主持礼仪事务。因此，有人称她为闵庄的女强人。
我母亲九十岁生日时，我回家祝寿。当时母亲视力模糊，几乎盲剪，剪了荷花、莲子、藕的图案送给我。
一九五三年八月毕业，分配到海宁县盐官区卫生所工作。
我们有女闵丽莉、大子闵良（闵梦良）、小子闵㨗。
顺其自然，写到此止。年老闲下无事，翻看这些文字也感轻松。高龄年近百岁，寿命由自然决定，轻松快乐，过余年了。
重阳节主题活动
